为恢弘磅礴的朝代，整个国家的内在精神充满了昂扬坚韧和积极进取的大国气质。相比之下，东汉则更显局促和守成，而北宋则疲软不堪，无力对抗北方游牧民族而国家沦陷。
    钱穆认为，整个中国即是一个政治身体，“国家形势，譬之人身，倘以中国为一大人，西汉则头脑在关中，洛阳其胸部”。因此，西汉隋唐政治身体的头部直接面对苦寒贫瘠的自然条件和北方外敌的军事威胁，“头脑豁露在外，时时有清新寒冷的刺激”，因此整个国家始终处在一种动态的危机感之中，由此激发了一个民族的积极进取的事功精神和一种奋斗竞存的尚武精神。
    此外，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国家，而传统农业文明的特征即是安土重迁，封闭自足。钱穆认为，首都的选择应当从整个文明的精神气质上考量，弥合调剂中国文化气质的弊病和缺陷，西安一城一地的资源和人力绝不足以供给一个首都的规模需求，因此必须要建立和维持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和财政汲取能力，把全国尤其是东南地区的人力物力补充到首都来，籍此来保障中国的国家机器在此种逆势的动进中常葆活力。所以在钱穆看来西汉隋唐的政治首脑“常带一种复杂的动进性于不自知觉之中。而此种复杂的动进性，实与农业文化之安定纯一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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