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常有沉淀壅滞之患”。在费正清、孔飞力等历史学者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明清帝国中叶，中国东南地区在经济高度繁荣的同时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隐患：
    人口过度增长突破了当地农业生产能力所能承载的数量，由此江浙地区产生了大量无地流民，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社会矛盾激化。而钱穆所看重的是，过度的富庶和安逸对一个民族之精神气质的侵蚀和消磨，尤其是当中国的首都地处“六朝金粉”的金陵或临安时，中国自然不复有汉唐时期磅礴恢弘的精神气质。
    钱穆藉此将中国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秦汉隋唐为一个历史时期，宋元明清为第二个历史时期。西汉、隋和唐将国都置于长安；北宋以汴京为都，南宋偏安临安，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钱穆认为，历史上凡是定都长安的王朝都展现出一种逆势进取的国家精神。
    就自然条件而论，长安实非定都之首选，关中地区的经济不足以供养国都，因此需要利用漕运从中国东部地区输送粮食物资，劳费极大，同时秦汉以来中国的文化中心在中原，洛阳和汴京都是中国人才荟萃的渊薮。而长安则需要将东部的精英一并输送至长安。
    然而钱穆认为，就各个王朝之立国规模来看，西汉和盛唐是中国历史上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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