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王阎运与《湘军志》
不足以服人心而彰国论明矣。《传》曰：“心有所好恶，则不得其正。”夫不正由于有好恶，而况好恶之辟之与人异性者欤？余氏肇康云，王志初出，分饷湘人，一时物议沸然，军阀尤愤，王氏将原书次第收回，其亦有不可自坚者邪？朱氏克敬改纂是书，稿佚不传。王氏定安之记，持论稍私于曾忠襄而文又不逮。盖斯志之流行海内久矣，其贻害岂浅哉？窃尝谓是非者天下之公，维皇降衷所固有也，故孟子曰无是非之心非人，盖是非棼泯，起于一念之微，其始不过语言文字之差耳，浸假发于其事，将使东西易位，玄黄变色，而实祸中于国家矣，尚得为衣冠视息之伦乎？夫以咸同之战迹昭昭在人耳目，而立论诡异如此，其他学说之戾，不言可知也。呜呼！平实之论难工，邪衰之言易悦，末俗异趣，文更甚焉。振墉惧夫王氏之矫诬害正，是以不得不辞而辟之，亦亡承先志而已，岂求胜于文辞之末哉？
诋斥尤力。至论篇目之失当，读此书者盖不乏同感，尤于《曾军篇》、《曾军后篇》，觉其末安。运于此，未闻有听说明，不知当时用意果何若也，？郭嵩焘批《湘军志》、《曾军篇》有云：“按湘军之名，创始曾文正公，其后骆文忠用以平蜀，左宗棠用以平浙及闽广，西至甘肃，复新疆万里之地，皆承曾文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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