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不能表明谈培才事先准备工具是为了与被害人等人斗殴。
    第二，公力救济手段毕竟有限，即使被告人事先向公司领导或公安机关报告，也难以得到有效保护。
    本案中，被告人谈培才受到的威胁并非确定且重大，对方报复的时间、地点又不确定，在此种情形下，公安机关通常多为事后救济（事前根本就没办法管）。被告人不被打，公安机关恐怕也爱莫能助。
    为了更加有效地保护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刑法》才规定了正当防卫制度。既然法律赋予了公民正当防卫权，当其人身安全面临威胁时，就应当允许其作必要的防卫准备。
    公诉机关认为，当被告人的人身安全面临威胁时，只能报告单位领导或公安机关，而不能作防卫准备，受到不法侵害时，只能呼救或逃跑，只有在呼救或逃跑无效时才能就地取材或夺取对方工具进行防卫，这一观点显然不合情理，也与正当防卫的立法精神相悖。
    由上可知，本案被告人谈培才在其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后，遭到危害前，准备防卫工具，并无不当，其行为不为法律所禁止。
    第三，在价值取向上，刑法应当弘扬正义，惩恶扬善。
    被告人谈培才面对覃雷明等人的恶意寻衅，事先准备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