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盐务，也得不到可以继续开发的盐场。即便出现新盐场，官府也更愿意让有根基的盐商前往经营。而食盐转运、各地营销，更少不了与当地官府打交道。久而久之，只有那些世代经营盐务，常年与官府交往的盐商，才有可能巩固自己在盐务之中的地位，而官府也习惯了和固定的盐商群体打交道，为了追求办事方便，宁愿维系旧有的盐商，让他们继续经营盐务。这样在盐务运营方面，人情世故便超过了经商效率，成为经营盐业的首要前提，进而导致两淮盐务近百年来，都被几个盐商家族事实性垄断，即便偶有新人可以进场，所得也不过是残汤冷炙罢了。
    盐商家族的垄断一经形成，也自然要支出更多的家族维系成本，与此同时，随着许多盐商家族世代传承，后代盐商也失去了前辈筚路蓝缕的创业意志，所思所想不过维系祖业，又如何再去和私盐抗衡？垄断并非嘉末道初盐业积弊的唯一促发原因，可是在私盐横行，盐务运营日渐困难的道光中叶，垄断的问题也被不断放大，正因如此，这一次陶澍整顿盐务，便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垄断体制。而在座盐商也都各自清楚，自己的盐商身份，与其说是认缴“认窝钱”，凭财力和信用向官府换取，不如说就是祖辈传下来的，即便是一力经营，将黄氏家族在嘉庆年间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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