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考试体制一直变换不定,可这种想求实而又难规范的考试搞得君臣都很伤脑筋。
    宋前期,承唐旧制,设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学究等科目,通称诸科。宰相范仲淹诸人不满意,提意见。仁宗皇帝觉得说的不错,认为‘拘泥于声律词意,豪隽奇伟之士难以发挥;说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乱之原,才是博啊并于嘉祐二年增设明经科;到了神宗时,王安石认为少年闭门学作诗,等到他当官的时候还不通世事,这是摧残人才,所以提议改考经义、论、策。苏轼反对说,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由正人君子审好恶,才能选有德之士。如设个名目来取,是教天下人作伪。比如人人都可扮演孝廉。至于文章诸事,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用,就政事来说,则均无用;后来徽宗时蔡京又仿王安石搞“崇宁兴学”,且一度取消科举考试而从学校取士授官。如此办法虽然发展了教育,但从选人量才的角度看,却更加一律化,士子zi you发挥的余地更加狭窄了。
    由于考试官学se彩逐渐增加,又限制了创造xing,士人一旦掌政,便要释放zi you意志,这与皇帝要求的“才”有一定的差距。而为了驾驭选拔上来的人才,对这些饱学之人,皇帝只得累任累贬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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