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记得自己刚刚会记事就开始饱受‘学习’之苦,可这一切就是为了应付现代的科举制度‘高考’,而谁都知道大学生多的都臭了街啦,好工作找不到便又一窝蜂的考公务员去当官,可这些读了十多年书人学的那些东西与社会严重脱节,好在他们并不是考上了就去当官,还要慢慢熬资历。
    但是宋代童年时基本相似,学者叶适曾言‘天下之士,虽五尺童子无不自谓知经,传写诵习,坐论圣贤,其高者谈天人,语xing命,以为尧舜周孔之道技尽于此,雕琢刻画,侮玩先王之法言,反甚于词赋。经文挂在嘴上,便可能有个好前程,廉耻、义命不大顾得上了。’可不同的是这些书呆子们一旦登上黄榜便立刻授官的。
    想想这婿门可能都分不清南北,麦苗、韭菜都分不清的人去管理地方会是神马结果?在这种风习之下,士人的气质品格渐渐退化,心术ri坏。欺世盗名者愈出而愈巧,粉饰涂抹之术越来越jing,而不知兵财政刑为何物。正所谓‘进焉而柔良,退焉而刚方,面焉而唯唯否否,背焉而戚戚喳喳,成焉而挟其所尝言以夸于人,不成焉而托于所尝料以议其上。’
    为了解决这个“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的问题,也有许多政治家对考科都有相当深刻的见解,但很难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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