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押着打着要学。无论在甚么地方，他听见了一句波兰话，他就拿了去办。”我道：“这是甚么意思呢？”伯述道：“他怕的是这些人只管说着故国的话，便起了怀想故国之念，一旦要光复起来呢。第二件政令，是不准波兰人在路旁走路，一律要走马路当中。”我道：“这个意思更难解了。”伯述道：“我虽不是波兰人，说着也代波兰人可恨！他说波兰人都是贱种，个个都是做贼的，走了路旁，恐怕他偷了店铺的东西。”说到这里，把桌子一拍道：
    “你说可恨不可恨！”
    我听了这话，不觉毛骨悚然。呆了半晌，问道：“我们中国不知可有这一天？倘是要有的，不知有甚方法可以挽回？”伯述道：“只要上下齐心协力的认真办起事来，节省了那些不相干的虚糜，认真办起海防、边防来就是了。我在京的时候，曾上过一个条陈给堂官。到山西之后，听那李教士说他外国的好处，无论那一门，都有专门学堂。我未曾到过外国，也不知他的说话，是否全靠得住。然而仔细想去，未必是假的；倘是假的，他为甚要造出这种谣言来呢。那时我又据了李教士的话，谗了自己的意思，上了一个条陈给本省巡抚，谁知他只当没事一般，提也不提起。我们干着急，那有权办事的，却只如此。自从丢了官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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