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找找房子。单靠继之，人家有许多工夫么？”我答应了，便去写了一封信，给母亲看过，要待封口，姊姊道：“你且慢着。有一句要紧话你没有写上，须得要说明了，无论房子租着与否，要通知继之一声；不然，倘使两下都租着了，我们一起人去，怎么住两起房子呢。”我笑道：“到底姊姊精细。”遂附了这一笔，封好了，送到帐房里去。
    恰好遇了伯述回来，我又同到他房里谈天。伯述在案头取过一本书来递给我道：“我送给你这个看看。看了这种书，得点实用，那就不至于要学那一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名士了。”我接过来谢了。看那书面是《富国策》，便道：“这想是新出的？”伯述道：“是日本人著的书，近年中国人译成汉文的。”又道：“此刻天下的大势，倘使不把读书人的路改正了，我就不敢说十年以后的事了。我常常听见人家说中国的官不好，我也曾经做过官来，我也不能说这句话不是。但是仔细想去，这个官是什么人做的呢？又没有个官种象世袭似的，那做官的代代做官，那不做官的代代不能做官，倘使是这样，就可以说那句话了。做官原是要读书人做的，那就先要埋怨读书人不好了。上半天说的那种狂士，不要说了；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人，这里上海有一句土话，叫甚么‘书毒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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