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了。
    他本身就讲究知后便行，从行中致良知。他的观点里，本身就有实践决定认识的意思。
    只不过，他过于强调每个个体认知的不同，因此过度拔高了“知”的作用，变得有些主观唯心。
    但在朱厚熜提出物之理，把知解释为格物致知是知物理之后，王守仁说这样不对。
    知，应该是既有物理之知，也有人理之知。
    实践，从来是既离不开万物之理，也离不开人伦之理。
    累累青史有证，从无百代不移之学，也无万世不变之法。这原因，便是万物之理虽不曾有变，然一朝一代，这人一直在变。人与人，国与国，天时地利人和都各不相同。
    这种情况下，哪里谈得上物理之知、人理之知皆有一个颠扑不破的明文？
    求道之难，皆缘于此。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但他在老家丁忧的这两年多时间里，终于从不知道多少先贤典籍、史册与皇帝这些新说法里提炼出了一句新的话。
    求知是行，行而有知。知有真谬，行之便明。真知有时而变，行而验之改之。知之行之有功，方为一时真知。
    落在朱厚熜眼里，这自然是那句熟悉无比的话。
    实践决定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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