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廷和设想过借钱宁、江彬之案做点什么之后皇帝的反应。
    他本来觉得自己只要存了离开朝堂的决心，那就已经足够尽到自己的责任了。
    皇帝不让他主持修撰《大明忠佞鉴》，他不觉得这是皇帝怕自己搞什么春秋笔法，反倒让他很惭愧：这似乎是一个要把他继续留在内阁的决定，难道劝留不是做做姿态？
    可王守仁？
    等到下月初二第一次经筵的安排传来，杨廷和又更加纠结了。
    刚刚大吵了一架，难道又要去跟他吵？
    但是新法，心学……这不就是熙宁变法前的旧事重演吗？
    杨廷和真的不想再沾这些事了，只是他身为理学门人在朝堂中分量最重的一个文臣，难道能不站出来说点什么？
    就算致仕了，他始终还有要跟随余生的身份：理学门人。
    从他杨廷和自己的学问倾向来说，他也对王守仁要向皇帝讲经义非常膈应。
    如果王守仁只是站在那里，那没什么。
    但向皇帝讲述经义？五月初二我讲的是什么？
    “伏惟皇上以圣人之资，传圣人之道，居行道之位，而操参天地赞化育之权，复隆古之太平，除异端之末学。”
    你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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