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上授意的，可根据朝廷法制，小民并没有资格打这场官司，故小民犯了欺君之罪。”
    可真是有理有据。
    这项规定的目的只是要约束珥笔之民，避免争讼成风，那一纸公文，就如同律师执照，没有执照，就没有在堂上的辩护特权。
    但这条规定是因地而异，汴京相对严格一些，是必须要有公文，才能够上堂，这可是京都，若不严格控制，开封府的鼓不得每月一换啊。
    可是在地方上，只要老爷们认为有必要，那些没有公文的佣笔之人，也可以上堂辩护，这是因为佣笔之人是最早出现的讼师，当时还没有这条规定，这就存在一个模糊区域，官老爷就最喜欢模糊，只有模糊，官的两张口才有用。
    另外，张斐本就是此案的证人之一，这又是个特例，许遵如此守法之人，也都不觉得这违反规定。
    可话说回来，确确实实是有这么一条明文规定在。
    而且这第二场官司，不是在登州，而是在汴京。
    且不说欺君之罪就是一种口袋罪，什么都能往里面装，关键这场官司，还真是宋神宗直接授意的，一定要说是欺君之罪，那倒也不是不可以。
    吕公著一时都不知该如何反驳，于是问道：“你可知此罪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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