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信仰，自有风俗习尚”，再加上清廷所采取的羁縻政策，这一地区仅能谋求一时安稳，以至于共和政体建立之后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对现代中国的国家认同程度十分薄弱。
    此外，西北地区贫瘠枯槁，气候苦寒，经济发展难度极大，“文化教育与经济物质环境，处处与东南，东北相差甚远，不啻若异国”。
    综合此两大问题来看，当前中国的人力物力资源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因此中国此时身处“偏枯不遂之症”的困扰之中，这一病症的症结，正在中国的西北十区。钱穆断言：“必使此偏枯不遂之病，脱然而去，而后可以言统一，而后可以言治安。否则内患必由此十区起，而外祸乘之。天下未有偏枯不遂而可以成为康乐之生命，健全之体格者。”从正面来说，作为“心脏地带”的西北地区对中国国运的发展同样有诸多积极因素。
    钱穆指出，随着西北地区交通和勘探的不断发展，其丰富的森林农牧资源和矿藏终有一天能够回补东南沿海地区资源的不足，实现互利共赢的局面。一言以蔽之，“中国之不治，其患在西北；新中国之治，其希望亦将在西北”。
    此外，现代国家建构离不开对国际局势的判断，尤其是对现代战争的军事威胁的判断。西达·斯考切波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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