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两个部分，并把西北地区视作关乎中国未来政治命运前途的“心脏地带”。钱穆对于中国历史上来自“心脏地带”的游牧民族不断南下侵扰、征服并统治中国内地的史实烂熟于心，但他尤其在意这一地区对于当时国家内部的政治地理意义。
    经历了晚清左宗棠平定新疆到中华民国确立“五族共和”为立国原则的历史进程之后，现代中国的国家整合势必要涵括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国内地，和以游牧文明为主的广大中国西北边疆地区，钱穆指出：“今既诸族共和，文化教育之陶冶最其先务，而政事抚辑亦不可忽。”钱穆对西北地区的深度思考切中的是抗战后现代中国国家建构这一问题。钱穆指出：
    今试旷观并世列强，所谓内政问题，其最要者必有两事：
    一、其国内有异民族杂处，未能融洽一体。
    二、其国内民众生活显分为两阶级，不能调和一致。
    钱穆所言的“内政”应扩大化理解，涉及现代国家建构所要面临的基本问题，即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钱穆基于这两个问题各举一个历史案例，第一个是一战前的奥匈帝国，该国由于没能处理好国内奥地利—匈牙利的二元民族统治结构，以致奥匈帝国在一战战败后被分裂为无数小的民族国家；而另一个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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