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地应成为“新中国之胸腹营卫地带，文艺、美术、科学、工业应在此一带发皇。此一地象征着中国民族之活泼文良清新智巧”；最南一线的珠江平原，“代表着近代中国之新兴精神，与大海相吞吐，与世界相呼吸，工商制造，往来贸迁，这里象征着新中国之动荡”，新中国应当将珠江地区塑造成为一个海洋文明的经济和文化区域。
    这两大横线区域的背后，是“泱茫旷荡的大陆。这一个大陆，正为中国人的命脉和生根”。而西安正是这个大陆的正中心，亦可以被视作“半环地带”的圆心，因此西安天然能够统合各个蕴含着不同发展前景和精神气质的诸地域，得以尽显人文建国的平衡凝结。
    因此新中国的第二线是西安—北平线，构成中国的政治中心线，这一线要彰显出一种逆势进取和坚毅笃厚的汉唐精神，培养新一代的国家精英，填补一百年来中部区域的塌陷，同时充分利用国家资源调配和动员能力，将人力物力逆向输送至第一线：蒙古—新疆—西藏的内陆环线。
    从载于《尚书》的盘庚迁殷到晚清康有为、章太炎等名家的迁都策论，定都及围绕该问题的政治思考尽管尚未得到学界的充分关注，但却始终浮现于中国政治和思想文化演进的脉络之中。钱穆的首都论承继了传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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