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发展农业，同时将国家战略的重心放置在内陆，实现文明转型。这样的文明不仅可以实现自身的安足，并且“领导当前之世界和平者，亦必此等国家是赖”。
    最后要指出的是，钱穆绝非不重视海洋，实际上，在钱穆“大陆农国”的地理规划中，海洋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钱穆继续诉之于历史规律的总结，他指出，自古以来中国“传统人文基点精华”之所在，构成了一个半环形，正是“大陆与海洋交割的边缘”。
    从春秋战国的齐鲁之地，到明清的江浙，中国的文化中心以及民族新生命力的焕发，都发端于这一“中国弧”之上。
    晚清以降这一弧形已然扩充到中国的东北和西南。1942年前后钱穆辗转川滇等地，先后任教于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高校，这段人生经历使得他对云南地区的风土人情和历史地理印象颇深。1947年钱穆在《昆明日报》发表《中国文化之新生与云南》一文，从地理要素来诠释中国文化的历史特征以及中国文化新生之大势。
    钱穆认为，中国文化“不断有新地域之新人文参加活动，常使之有新生气与新力量”，这一点是中国文化得以历经数千年而富有生机与活力的重要因素。事实上广阔的文化疆域和规模对文明存续而言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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