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通过将国家的政治军事中心建立在与外敌抗衡的国防第一线，以一种积极防御的姿态和策略来构建中国的新国防体系。
    我们似乎也应当考虑钱穆在文中所不便明言的国内政治环境。《论首都》一文写于1942年，当时国共两党正在开展第二次合作，共同抗击日寇的侵略。《战后新首都问题》写于1945年8月，日本法西斯战败投降，国共两党即将就战后中国的政治统一展开协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钱穆自然很可能去关注和思考，如何使两个拥有不同意识形态纲领和组织原则的政党达成一致，共同致力于新中国的统一和战后建设。
    我们不难想到，西安距离中共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延安仅有300千米左右，西安亦可以被视作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势力范围的交汇点。定都西安对两党而言既是政治合作的象征，也是通过政治地理的现实条件促成两大政党的实际权力范围得以融合统一。
    ▍进退之势与立国规模：钱穆论首都地理与民族精神之关系
    钱穆对于新中国首都之地理区位的高度重视反映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现实政治层面，钱穆高度重视首都位置与国家建构及国家安全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二个层面，钱穆试图通过新首都来重塑新一代中国人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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