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制度，而实与一切政治制度有精神上内在甚深密之关系”。在钱穆看来首都与一个国家体制的内在联系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精神方面，一个国家的首都意味着中央政府的所在，意味着一个国家的控制枢纽，因此，“首都所在地之一切物质环境，其影响于整个政府之精神方面者，盖甚微妙而深挚”。钱穆十分强调首都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对一个国家政治体制之内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影响。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忽略钱穆谈首都区位的历史大背景。钱穆预见到战后中国将迎来一次关键的立国时刻，因此定都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宪制议题就得以凸显出来。“窃谓国家首都地位之选择，此乃立国百年大计，必与其整个国策相配合，换言之，即当与国家前进之动向相配合。”因此，首都实际上反映了对于现代中国的立国规模的定位和谋划。
    在这个意义上，定都西安就和钱穆所设想的立国方略衔接起来。既然西北地区对于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首都的选址也必须要配合振兴中国内陆的基本国策。西安的地理位置恰好是在西北和东南地区的交汇，是东南地区的人力物力资源输送西北，并支持西北地区发展的经济交通枢纽。
    在钱穆看来，定都西安既具有深远的经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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