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开，冷声说道：“没兴趣。”
    干尺无所谓的耸了耸肩。
    我继续问道：“你用这个醉花蛊杀了你的仇人？”
    干尺拢起衣服，漫不经心的说道：“也算吧。”
    干尺给我讲了她的过去。
    干尺有一个比她大十三岁的亲姐姐干闻。
    干尺的父亲是一名农民工，在工地做了两年，却一分钱也要不到，只能跟着工友一起站上了高楼。
    他们举着红彤彤的条幅，声嘶力竭的说着，他们辛辛苦苦的血汗钱，一分也没拿到。
    包工头慌里慌张的跑过来，解释说是开发商拖欠工程款，他也没钱。
    群众探头探脑的看热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甚至还有一些起哄的，问这些农民工还跳不跳，不跳别在这儿吓唬人。
    警察维持着现场的秩序，谈判专家说着劝慰的话。
    所有人都说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却没有一个人说农民工的血汗钱该由谁来拿。
    天台上的风那么大，吹得人头昏脑涨。
    站在天台上的农民工们像小丑，又像小鸭子，他们排着队从楼上跳了下来。
    一个接着一个。
    生命，无比脆弱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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