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与臣等执政者能明辨是非，有宽和体谅之心，会理解他们的难处，而没到上下失和，互相疑忌的地步。”
    “先生的意思，眼下皇明还算风清气正，虽吏治大坏，但未到有亡国之兆时，但若任由此下去，几十年后只怕就会彻底上下不一吧？”
    朱翊钧问道。
    张居正点首：“陛下说的是，所以现在当趁可治时治之！不能使将来，宫府每出一策，无论善恶，物议皆反，士人皆聚众以抗，而物议所倡，则宫府必反对，以致于党锢起而君王亦为其所扰。”
    朱翊钧听张居正这么说突然想到了历史上万历后期的国本之争，真可谓上下失和，君臣皆置内忧外患于不顾，为一太子的事拉锯几十年，连续几任首辅也因这件事下野，无论君王首辅说什么，下面必反对，而下面提议的，君王又不依；到最后，朱常洛即位虽出现所谓“众正盈朝”，却反而加剧党锢之争，为移宫、红丸这些事争个不停，哪怕到南明时也还搞了个假太子案，争论不休。
    而这么一比，万历初期的所谓吏治大坏的确不算严重，各地巡防巡按这些实权官员至少还愿意向朝廷如实交待自己完成政务的情况，而不是质疑执政者这样做的正确性，而选择抗命或者阳奉阴违。
    当然，朱翊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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