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褒贬”和“据事直书”两种治史理念。
    所谓予夺褒贬就是以史为鉴，通过一定的记叙原则对历史进行毁誉褒贬。
    比如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
    从这就能看出，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世人以史为鉴。
    但到了两汉，占据主导地位的治史观念变成了据事直书。
    比如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都鲜明地体现出据事直书的理念，唐代史学家刘知己更是对撰写史书提出了两个标准，一是撰述方法上必须“征求异说，采摘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
    二是在撰史态度上，赞誉勇于直书的精神，反对曲笔隐晦的行为。
    但到了大魏朝，这个问题徐鹤就不能随便回答了。
    因为理学盛行，北宋二程就明确告诫弟子谢良佐说，学者不用儒家义理指导读史，就会使人心粗，而读史不知道阐明儒家义理思想，就是玩物丧志。
    徐鹤但凡敢在现场对此进行褒贬，那是要出大事的。
    但焦泽此言明显是想听他对这件事的看法，回答得若是太循规蹈矩，显然焦泽不会满意。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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