级领导人物，人家都上门开口了，这个忙他也很难推托掉。
    于是，顶着全厂闲言碎语的压力，杜婉玲又在后面不遗余力的推波助澜，甚至都把团场和印刷厂“搞共建”都拿出来做理由了，这才让李秀兰堪堪有了这个临时性的工作。
    只是当时没编制没岗位的，纯属打杂的性质，而且工资还很低，搞得杜婉玲还有点心生愧疚。
    不同的命运境遇，对苦累和幸福的标准是不同的，对于金钱的多寡更无从参照衡量。
    换句话说，杜婉玲是不可能完全体会李秀兰当时对工作的急迫感。能如此顺利就得到一份难能可贵的工作，这对于当年亟待解决老家困境的她来说，无疑是天大的福音。
    自从进了印刷厂，开始了上下班的循环往复，天蒙蒙亮就得骑着车，在石子路上叮叮当当赶上八九里地去上班，中午就着饭盒对付一顿，到下了班时间再叮叮当当赶回家做饭。厂里分配的工作，除了要帮着进出仓库的车辆卸货搬运，还要认真清扫几百平米的仓库卫生，一日都不能落下。
    两年间，面对繁杂沉重的工作，很多本应是男人干的体力活，也都让李秀兰给包圆了，虽然纳编的事情看上去遥遥无期，可李秀兰从未叫过一丝的苦，反而心里像是塞满了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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