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的行为，卢坤一时也不敢做主，便即上奏道光，而道光这时对于英国国内的这些变化，却是一无所知，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在广州会出现这样的变化。这一点也和道光时代，中西方交流缺乏中介有关，康熙末年，清廷因“礼仪之争”将传教士驱逐至澳门，但宫廷之中却一直保留了传教士，清代前中期钦天监监正一职由二人共同担任，其中一个官缺专属于西洋人。是以雍正、乾隆时期，尚有戴进贤、蒋友仁等法国传教士前来中国，一度传入了牛顿的不少天文学研究成果，著于《历象考成续编》之中。阮元《畴人传》有“奈瑞传”一篇，即是为牛顿作传。尽管这时牛顿科研成果也仅有天文学中的少部分知识得以传入中国，其它诸如“地心本重”之言便即语焉不详，但有了钦天监这个渠道，中西方交流尚属不绝如缕，并未完全中断。
    然而进入乾隆末年，欧洲世界却连续发生了两大剧变，其一是教皇认定耶稣会势力过大，竟在乾隆四十二年将耶稣会取缔，而自明末前来中国的传教士大多都是耶稣会出身，耶稣会的变故也直接导致此后来华传教士天文历算能力大幅下降。而乾隆五十六年的法国大革命中，路易十六被处决，意味着可以向中国派遣传教士的法国王室再也不能推动传教士来华。此后乾隆、嘉庆二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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