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之人，有何不妥啊？”阮元也反问曹振镛道。
    “自然没什么不妥。”曹振镛也向阮元道：“可此人仅仅这一个条目，前后所答，竟有四行之多！按一般的策论应答之法，一个问题只需回答一两句，最多一行，已经多有冗余，此人一个问题就回答了四行，这不是繁琐又是什么？他应试言语便如此繁琐，日后为官，自不免迟延拖沓，朝廷取录这样的人做进士，又有何益呢？”
    “曹太傅，您评价‘冗余’和‘繁琐’的标准，就是文字多寡吗？”阮元自然不会认同曹振镛之念，也当即驳斥道：“当今读书人有所立论，讲究的乃是言必有据，依据越多，其言语也自然愈加可靠，依据不足，又何以证明其言为真呢？比如刑案，证据从来是越多越好，只有充足的证据，才能让官员断案之时准确地定罪量刑！此人言语虽多，但论据充足，自《史记》、《汉书》而至《太平御览》所载桓谭《新论》，一一毕见。这不是更容易证明，左丘明就是撰写《左传》之人吗？”
    “阮中堂，朝廷取录进士，是为了让进士进入翰林六部，亦或外放州县，去办事的。若是每个人都像他一样为了什么言而有据，写一篇文章都这般繁琐，那朝廷要他办的事，他何时才能办成啊？”曹振镛又指着另外一句，向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