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那你说道府州县的官员吏员，他们哪里还有多余公费去办事了呢？所以他们在下面收这些陋规，只要是用于公务而非损公济私，我们也便听之任之了。若是四年以后，倒是可以重新计较一番，可如今之状，却是绝不可能轻裁陋规的啊？杨先生，您的话其实也有道理，这陋规来得不是个滋味，可我们若是真的按您的说法，把陋规一律裁了，那下面府县官吏会怎么做，每年朝廷正俸不过几十上百两银子，可日常公费开支就要近千两，他们除了再把旧有的陋规拾起来，还有别的办法吗？到那个时候，咱们就算把陋规裁了，不也和没裁一样吗？”
    “其实就在昨日，广西赵中丞还来了信呢，说广西捕费已然不敷使用，问咱们这边能不能再拨些银子过去，充作捕费之用。老师的想法是动用库存的旧有商捐，总是能解一时之困，可是商捐这种收入，终究有限啊，哪里够咱们两个省支用呢？”
    “这……怎么会这样呢？”杨吉听着康绍镛的答复，既是惊讶，也是疑惑。原本自己生长民间所累积而成的，淳朴的赋税征收观念，竟在无情的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而那些看似不近人情的办法，却很可能是最好，或者说……最不坏的办法。
    “杨吉，这件事若不是英冢宰提了出来，其实我也有些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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