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知之书亦只《四书五经》，他知道《十三经》之名，可其它公羊、仪礼诸部便未能看过，这《曾子》十篇出于《大戴礼记》之事，他竟是全然不知，更不知阮元亦曾为此书作注。一时听了阮元解释，当即愣在原地，心想阮元之言，果然自成体系，言之不差，沉吟半晌，知道自己学问远不及阮元，只好答道：“这……大人确是承继道统之人，是……是在下才疏学浅了。”
    阮元自然清楚，杨易第一个站出来和自己辩论，便多半不是其中主谋之人，只是受人蛊惑，一时误解了自己，便也示意他坐下。很快，又有一名生员站起来道：“阮大人，后学陶山，有一事却是相请阮大人解释清楚，杨兄方才说圣人之道，在于朱子《四书》，这大人已经承认了，这道统断绝，时隔千年而复振之事，大人也承认了。那大人岂不是已经承认了，这《十三经注疏》乃是不得道统之人所言所注？既然如此，大人刻这部书下来，却还有何用意？”
    “陶生员，这朱子之功，我是从来不敢有半分否认的。只是有一件事，却也需要你先想一想，亚圣之下，儒学虽是失了道统，可千年相传，其间聪明才智者有之，皓首穷经者有之，即便他们不得道统，难道凭着千百年的心智积累，竟不能有一二裨益之语么？汉之董子、郑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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