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终是难以兼顾，实在惭愧啊。”
    钱大昕道：“蕴山却是不知，这修史之事，可比考异难多了，我虽写成了《廿二史考异》，可这重修《元史》之事，多年以来，终无所成，或许我治史一生，也不得不有所遗憾了。不过话说回来，这次《经籍籑诂》的修纂，伯元是首功之人吧？去年传檄杭嘉湖道，邀三府名士共修此书的文稿，老夫还留着呢。”钱大昕虽身在嘉定，毕竟离浙江不远，这些事情了解起来，也都非常及时。
    阮元也只得陪笑道：“先生多所留心，在下自然感激不尽。只是这书首倡之人，乃是谢大人和里堂兄，在下原本虽有此想，终是不算成熟，也是谢大人提点于我，才知治学之事，尚有许多要做。其实谢大人所言不错，为官治学，均是烦难之事，学政之任，又要督学各府，犹为艰难，是以此书能成，乃是所有编纂之人合力所致，我却也是不敢贪功的。”
    谢启昆道：“伯元就不要谦虚了，你平日但凡有闲暇，便与那许多儒生一同参与编修之事，每卷书成，你也都是一一检校，勤加修订，方成定稿，老夫不过捐了些廉俸而已，又如何敢居功呢？这书全程编修，老夫均未参与，也无需再写老夫的名字了，编纂之人，就是你阮学使，不，阮侍郎，你看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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