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实斋先生解诂，也有仪郑先生的补注，最后附上了我的注文。各位只管择善而从便是，切不可因我与各位有师生之谊，便将其他大家之作，弃而不读了。总是‘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各位可清楚了？”按清代《大戴礼记》经解最精者多推崇两家，一是王聘珍解诂，一是孔广森补注，阮元便将二人注文一并分发诸生。王聘珍号实斋，孔广森号仪郑，是以阮元以号称之。
    “老师。”阮元右手边一位学生问道：“老师选取名家注释，兼取所长，学生们自然佩服。可学生却有一事不明，这《曾子十篇》本无单行之本，仅见于《大戴礼记》之中，而大戴氏之作，散佚犹多，现下已几为绝学了。老师却对这《曾子》十篇多耗心血，其中缘由，却是为何，想来各位同门，也都希望老师指点一二吧？”这位学生名叫陈文述，倒是阮元全依八股文、试贴诗之优长选取的生员，因此在学生中最为服众。
    他所言《大戴礼记》之事，乃是中国儒家学术史上一大要事，西汉之时，《礼经》作为儒家《五经》之一被列于学官，但同时尚存孔门弟子讲论古礼之文百余篇，儒者戴德、戴圣对这些论礼之文详加取舍，各成一部《礼记》，戴德所成即为《大戴礼记》，戴圣成《小戴礼记》。然而在儒家发展过程中，《小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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