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是抗拒命令，比如大历三年（768），让安西军离开邠宁，抛弃邠州已经开垦好的土地，建好的屋舍，移镇泾原，军士怒而作乱。
    再比如，90年，钱镠命令武勇都去服劳役，挖沟，士兵抗拒劳役作乱。
    宝应元年（76），河东节度使管崇嗣“为政宽驰”，对钱粮卡得不紧，慢慢都用各种名目发到了大头兵手里。
    朝廷发觉后，派邓景山任河东节度使，查账。但钱都发下去了，你怎么查？
    “有裨将抵罪当死，诸将请之，不许；其弟请代兄死，亦不许；请以一马赎死，乃许之。”
    诸将怒曰：“我辈曾不及一马乎？”遂作乱，诛杀节度使邓景山。
    这三个例子，说明晚唐士兵非常注重自己的利益，并且同气连枝。
    后面还有其他类型，比如抗暴，有节度使“为政苛惨”，动不动欺辱乃至杀戮士兵，基本都完犊子了。有人跑路溜走了，还被愤怒的士兵追杀干掉。
    此外还有求权、求财，这两类在晚唐与前面两类大概一半对一半，到五代时比例急剧升高，说明士兵们已经从中晚唐时的关注自身利益、抗拒不合理的劳役，开始更多地向求财转变，这也是五代士兵风气急剧恶化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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