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便要从源头入手，所以，那位君主借故推行新策，将“策论”作为衡量才学的主要标准之一，以此招致了名士的侧面抨击，便顺手给名士安上了一个“非议朝政”的罪名，收押关禁。
    而那位口辩名臣亦是同样，时局更替，在休养生息之时，可推崇“以舌止战”，但要统一列国时，“武力”才是最大的拳头，新君主登基之后，朝臣皆修“口辩之能”，如何能征战四方，之于此时，口辩名臣的榜样作用便成了坏处，于是最后，新君主捏了个名目将口辩名臣罢了官。
    这后面夏谦起的话题，才是最让烟雨先生惊叹的。
    用同样的两个人的一生，来做前后对比，明面上看似只是辩证地论述了“名士”和“名仕”榜样作用的好坏，但深层次细品，却能发现夏谦在传达一个“凡事皆有度”的思想。
    不论这两位“名士”还是“名仕”，最后造就不好的落幕，皆是因为其榜样作用的影响能力，对当时的社会格局影响不好，至少在当权者眼里。
    换言之，其影响范围超过了当权者的预期。
    若这两位“名士”和“名仕”，只是小范围的影响一小众，不会对影响到整个社会格局，当权者也不会费力气去收拾他们。
    这便是一个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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