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地方官员是要对税收责完全责任的。宣德五年规定：‘天下官员三六年考满者俱令赴部给由，所欠税粮，立限追征，九年考满就便铨注，任内钱粮完足，方许给由。’嘉靖年间再一次重申：‘令天下官吏考满迁秩，必严核任内租税，征解足数，方许给由交代。’二百年来，征解税粮的完成程度，从来都是官员考课的硬指标，直接关系到地方官员的仕途前程。不能完成税收指标的，轻者停俸，重者不予升迁、降职。
    所以说，税法的败坏直接危及地方官的利益。也正因为如此，地方官员和豪绅胥吏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而斗争的结果，往往是强龙不压地头蛇。虽然地方官掌握着一方大权，但他的权力要靠胥吏们配合才能体现，而中国自古的‘皇权不下乡’政策，也使县老爷不得不求助地方豪绅来安一方百姓。所以处处受制于人，也就不足为奇。
    当年海瑞海知县甫一上任，便有胥吏劣绅想要给他吃下马威的事儿绝不是个例。但不是每个人都有海瑞那种专治不服的本事，他们大多要不吃了亏默默忍受，要么就闹得势成水火，百弊皆出，干不了半年就灰溜溜卷铺盖滚蛋了。
    其中固然有人睁一眼闭一眼，甚至和劣绅们勾结，一起鱼肉百姓。但绝大多数官员，还是要完成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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