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厉批评了二百年来实行的，徒具形势的人事考绩制度，认为三年一考，三考才论黜陟，而九年之间，官员有因死亡、丁忧、事故而去职的，亦有因仕途顺畅而一升再升的，既难久任，如何可以在原职九年而待三考？因此，所谓考绩云云，便成为只有升而无降，是‘考绩黜幽之典废’。更荒谬的是，每当考察之时，所发落的官员之数，前后不相上下，其数未足则必找补，其数已足即不复问。高拱犀利的质问一干吏部官员道：“天下间岂有六年之间，不肖者皆有定数？可知不过是有人为了苟且了事罢了！”令一干官员羞愧难当。
    但高拱从来不给渎职者面子，他进一步指出道：“即使那些被认定为不肖的官员，吏部也不过是苛求隐细、虚应故事；而真正大奸大恶者，却不敢问而佯作不知，乃至颠倒黑白，反称高洁。这样的考察，不过是‘纵虎狼于当路，觅狐鼠以塞责，此人心所为不服也！”
    针对以上情况，他要求吏部自今以后，第一，必须因事用人、不能因人设职；强调唯才是举、因材酌用，不许庸碌贪婪者滥竽充数、浑噩官场；第二，强调言功罪以定迁黜，提倡以实心行实政，办实事；第三，不以科举出身名次作为用人的主要标准，而是根据业绩破格用人。
    为此，高拱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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