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呆着又帮不上什么忙，不回来我还能去哪儿。”
    “有没有见着额儿金？”
    “见着了，”任钰儿一边帮着打水好让他洗脸，一边苦笑道：“洋人的德行您是晓得的，他们总喜欢装出一副绅士的样子，对我倒还算客气，但提到战事，提到修约，他说的那些话别提有多难听。”
    韩秀峰接过毛巾问：“他咋说的？”
    “他说咱们中国人是那样地愚蠢，假如他们在任何一项条款上让步的话，那么，很难说咱们会不会在所有其他条款的实施上设置重重障碍。我回来前他又让哩国呔给桂良大人下了最后通牒，说桂良大人要是在试图拖延或反悔的话，那他们就只能认为谈判到此结束，将率兵直接开进京城。”
    任钰儿轻叹口气，又苦笑道：“他说要对付皇上和桂良大人等官员，讲道理一点用也没有，只要加以恫吓，皇上和桂良大人等官员就会马上服服帖帖。还说皇上和桂良大人对所议的问题，以及自个儿真正的利益一窍不通。他说得虽难听，但仔细想想是有些道理。”
    “就这些？”
    “不止这些，”任钰儿连忙道：“包尔神父跟他提了您，也提了文大人，他说您和文大人是有想法的人，也是通情达理能打交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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