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开阻力非同小可，田骨田皮两分，按谁来统计？如果统计的不准确，势必造成税收不公。再者，优免制度提高后，地方的经济压力也会加大，像是江西、浙江那种风兴盛之地，一下子出一群举人进士，他们名下的土地又该如何，这些也是问题所在。
    是以范进打出的补丁是，黄册一经编定永不更易，也是说，在黄册编好之后，不管开出多少新田，都属于自己，其产出跟朝廷无关，只要有能力开田，可以肆无忌惮地增加自己的财富。
    在此之前，大明地方官府的一大功绩是开发新田，开出若干田地，是给国家增加了足够的收入。范进这个主张其实也非独创，而是参考了日后清朝的方略，想出来的裱糊手段。
    清朝的赋税负担并不明朝轻，所谓的用不加赋的依据，是建立在明末那种变态的特别税收摊派以及赋役基础。之所以能挺那么多年，最重要的法宝既不是摊丁入亩火耗归公，更不是可笑的士绅一体纳粮，而是新田开发一概不算业绩。国家的田地数字恒定不变，不管土地变更河流改道，还是开发多少新田，都不计入国家户口数据。
    这种方法看去呆板僵硬，对于部分地区有欠公平，但整体而言，还是起到了一个减压阀的作用。虽然赋税高的吓人，但是有完全免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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