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在贡镇才对。谁知第二年，说是父亲做生意过了头，被公安局抄家。有人混乱中拿走罗盘，盖子上卧着哈蟆的砚台也被打破成两半。
    家境一日困于一日。吃闲饭的人多，日子过得疙疙瘩瘩。先是父亲不准我再和尧爷鬼混，谆谆善诱我回到挖田挖土的正道上。后来全家人都对“连鸭子也不会赶”的尧爷很不满，处处拿脸色给他看。每天傍晚扛着锄头从地里回来，我看见尧爷几乎都是坐在梨树下发呆。不知为什么，我往往忍不住想起那个犹大背叛耶稣的故事。肩上的锄头更加沉重起来，一丝响动也不敢弄出。
    “雨桓种地不成器，干脆让他去镇里上学，我有朋友在那边做校长。”夏天，尧爷跟母亲说。母亲不但不依，反而刻薄他：“认得满肚皮字，麦子谷子分不清咋过日子？青黄不接的，还上学？”父亲也跟着反对。第二天他便夹着油纸伞去了，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干闷闷的午后，蝉儿在门前梨树上嘶声嘶气地叫的午后。
    等到斯年后尧爷回到贡镇，我已经滋生“懂文化的人毕竟太多，要吃饭，还要有门路”这样的主见。
    尧爷仍旧戴着大棉帽，捆着长腰带，只是变得寡言了，提着旱烟管，整天整天坐在梨树下晒太阳。饥荒还在威胁着全家，没有谁过问他这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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