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强的民族性格。
    北宋的“靖康耻”是华夏汉族最最耻辱的一页，甚至比满清末期的丧权辱国还要可耻。至少满清还敢跟列强打几仗，周旋几十年，而且也没有退位给列强。一个民族如果不把强化民族性格作为最基本的国策方略，无论经济文化有多发达，人口和军队有多庞大，其结局必定重蹈“北宋”的覆辙。
    幸亏，中国当时远离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如果金兵是当时高级文明的军队，那华夏民族很可能就被改字、改文、改种、改信仰了。西域民族原来是信仰佛教的民族，后来不是被强悍的伊斯兰改得脱胎换骨了吗？而这也与宋朝无力收复西域脱不了干系。
    随着华夏民族农耕性的增长，华夏民族性格日趋孱弱，大片国土丢失，华夏的首都也从接近游牧区的地方向纯农耕区败退，从西北退向东南，越退越软，越软越退。从秦汉隋唐时期的长安，退到东汉西晋的洛阳，又退到北宋的开封，最后一直退到南宋的南京和杭州。杭州是当时中国民风温柔的靡靡歌舞之乡，它竟然成为汉族大宋朝的最后国都。如果一个民族只有发达的脑和手，而没有坚硬的脊梁，那也只能成为民族中的无脊椎软体动物。软弱无能的南宋最后只得向凶狠顽强的蒙古王朝献出传国玉玺，举国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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