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也是权力，只有“国人”才有资格“以起军旅”，“野人”只能做些“田役”之事。鲁国伯禽就封于鲁国后，准备伐淮夷、徐戌时，首先对“国人”誓师，要他们整修甲胄、干戈和弓矢；对三郊三遂的“野人”则曰：“峙乃桢……我惟筑，无敢不供……峙乃刍茭，无敢不多”（《尚书·费誓》）。刍茭以喂饲牛马，桢以备筑城，“野人”只有服苦役、干杂役的资格。
    不曾闻秦汉帝国歧视军人，反而由良家子构成军队主体，唯有汉武帝无奈干过遣赘婿上阵的事。
    不曾闻隋唐府兵制下社会歧视军人，因为农民和军队是相互转化关系。政治经济组织三个层面上武装力量和社会结合紧密。
    不曾闻第一共和国歧视军人，因为国从军来，整个基层组织的现代化是由脱下或者没脱下军装的干部完成的（不信去老家农村看看多少老村支书家里有六五军装），军队在社会政治经济体系里的地位也由冷战所决定，极为重要；事实上说那个时期军队集中了最优秀的社会人力资源，甚至不局限于战斗力和科研知识分子，包括杰出的医生、艺术家、擅长打篮球的大个子等等……
    第二共和国80、90年代，国际国内大气候和小气候共同影响，这句俗语甚嚣尘上，无它，军队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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