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总是进一步，以后总不能安生，如何不与他拼命？可见，教方妨害其生计的侵略活动，是迫使他们起来反抗的最直接原因。由于民受害最深，抗争也就最坚决。当查访者问及“教方真的有兵船来，难道你们真的与他打仗吗？”民众回答说：目下受从教的侵凌也是死，将来他从教的党羽多了，夺了城池也是死……横竖总是死。他不过是炮火厉害，我们都拚着死，看他一炮能打死几个人。只要打不完的，十个人杀他一个人，也都够了。
    德国圣言会传教士安治泰说：“哪里有教民，哪里就发生词讼。”
    备受教案困扰的曾国藩在奏折中写道：“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亦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屈，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群思一逞。”
    张汝梅在处理完大刀会案件后指出，教民“一经入教，遂以教士为护符，凌轹乡党，欺侮平民，睚眦之仇辄寻报复。往往造言倾陷，或谓某人毁谤洋教，或指某人系大刀会匪，教士不察虚实，遂欲怵以兵威。不知教士之势愈张，则平民之愤愈甚”。
    袁世凯尽管极端仇视义和团运动，然对于民教相争一节，仍不得不坦陈“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究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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