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都发愁。与勉强可以用工资来解决基本生活的家庭相比，我家的困难更大。我经常看到母亲月底就到处向人借三到五元钱度饥荒，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到。直到高中毕业我没有穿过衬衣，有同学看到很热的天我还穿着厚厚的外衣，就让我向母亲要衬衣，我不敢，因为我知道做不到。我上大学时母亲一次送我两件衬衣，我真想哭，因为，我有衬衣了弟妹们就会更难了。我家当时是两到三人合用一条棉被，而且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文革”造反派抄家时，以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专科学校的校长家，不知有多富，结果都被惊住了。上大学我要拿走一条被子，就更困难了，因为那时还实行布票、棉花票管制，最少的一年，每人只发0.5米布票。没有被单，母亲捡了毕业学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干净，这条被单就在重庆陪伴我度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这次在昆明散步时，也谈到了那时的艰难。1959～1962年，由于“大跃进”的失误，也由于三年的自然灾害，国家陷入了经济困难。那时我正好在读高中，当时最大的困难就是饥饿，天天都是饥肠辘辘，无心读书，我高二还补考了。我在初中时人家把我作为因材施教的典型，而高中却补考。我青少年时期并无远大的理想，高中三年的理想就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