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地来说，打击亦复不小。
    康熙十五年，熊赐履曾因内阁票拟事致仕回籍，后寓居南京，在家闲居十余年，以藏书为乐事。康熙二十七年年，以礼部尚书再次受到重用，之后一些汉人官员在康熙面前说熊赐履的好话。次年九月，康熙谈话间论及熊赐履、李光地等人，对汉人奉承拍马的作风深恶痛绝，甚至发出「汉人行径殊为可耻！」的感叹。康熙认为李光地所讲的不过是王阳明的「道学」，而认为熊赐履宣扬的是朱熹的学问，对李光地进行了批评。
    《康熙起居注》记载了大学士王熙的奏对：「道学之人当涵养性情，若各立门户，各持意见，互相陷害结仇，何云道学？」康熙则说：「意见若能持久，亦自不妨，但久之彼自变易其说耳。」康熙对汉官阳奉阴违的作法，已经不能容忍，同时也表现出康熙对汉族官员的防范心理。李光地在此之前，徘徊于朱、王之间，康熙二十八年五月，因受到康熙的批评而被撤消掌院学士，使得他在为学宗尚方面作出调整，一改先前的徘徊游移，转而笃信朱学，自此西方科技这股风气就此定下了基调。
    与此做对照，我们来看看明朝的崇祯皇帝又是如何。
    徐guang启在崇祯二年给崇祯皇帝的奏折中提出“yu求超胜，必须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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