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道庸担忧的问题不久就有了答案，就在袁世凯请训出京的四日后，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按照西洋历计算，则是1916年11月6日，清廷正式颁布了《厘定官制谕》，万众期盼的责任内阁仍然渺无踪经，军机处依然留存，而六部不过是改了个名字，除将工部与商部合并为农工商部，又额外弄出了一个邮传部外，其余均是换汤不换药。
    从光绪三十一年五大臣出洋开始，到光绪三十二年九月新官制出台，大清的立宪轰轰烈烈地搞了一年，终于将自己搞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笑话。如果说先前十二年的立宪预备期还没有完全抹杀人的希望，那么这套可笑的新官制则彻底将满清皇族的狼子野心昭示于众，从此天下的立宪派几乎全都死了心，彻底改投到孙文门下，变成了彻头彻尾地革命党，谢怀昌或许也是其中一个。
    然而对谢道庸来说，这个侄儿的政治立场还不是他急需考虑的问题，作为庆王与袁世凯一派的官员，瞿鸿機将他调离了外务部，放到新成立的邮传部去做了个电政郎中，这似乎是在提拔他，可倘若从日后邮传部在短短六年里换了十三位尚书的情形来看，这分明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在这频繁易主的六年开始之前，谢道庸已经有所预料。
    他没有更好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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