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士论，谓西国之长，在兵强器利，故设学仅止于此。就是光绪初年设立的同文馆，也不过培植些翻译人才。从同文馆出身的，就是翻译，也从不曾有过上等人才。中日战后，士大夫渐渐奋发言自强，康有为上书请变法，遂及兴学。梁启超为侍郎李端棻草奏，请立大学堂于京师，御史王鹏运也上疏，请立大学堂，奉旨允行。其时恭亲王与刚中堂不喜新政，缓着没有办。戊戌年，朝廷举行新政，促拟大学堂章程。枢臣不知所措，遣人叫梁启超属草。拟了八十多条章程，大致取法日本。那时管学大臣是孙中堂，就以景山下马神庙四公主府为大学堂，请张元济做总办，元济不肯，改延黄绍箕。绍箕又放了试差，于是请念诚格做总办，朱祖谋、李家驹做提调，刘可毅、骆成骧等为教员，美国教土丁题良为总教习，实权都在丁韪良手里。教学课程，管学大臣不能过问。此刻老师被了恩命，总要大大整顿一番才是。老师究竟持何宗旨？”
    张百熙道：“丁韪良原是个教士，办学究竟不是传教。我想第一办法，先辞掉丁教十。”
    沈兆祉异常钦佩，师徒两个斟酌了一会子，定出个办法来，把华俄道胜银行积存的东清铁路息银作为大学经费，奏请拨充；借虎坊桥官书局为筹备所，且待校址修好，再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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